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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政府隐形债务负担看，若将城投企业的全部债务作为地方隐性债务进行估算，2017年，贵州省各市州城投企业的全部债务/一般预算收入比值均超过100%，且除黔南州外，其他市州均在300%以上，贵阳、黔西南州和遵义的比值甚至超过700%。考虑基金收入和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后，2017年，毕节市、铜仁市和黔南州等市州城投企业全部债务/综合财力比值小于100%，最高的为贵阳市，比值为380%。

但是，在市场机构和一些研究者看来，尽管贵州的债务率确有下降，但依然在警戒线以上，一些包括城投债在内的隐性债务才是更大的隐忧。联合资信在201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，将贵州的城投债纳入到政府债务中，指出2017年贵州省债务率为161.67%，而在政府显性债务方面，贵州省可获取数据的8个市州政府债务率均超过100%的警戒线。

业内专家表示，此次政策实际上也是希望棚改的过程具备严格的核算制度，防范各类借棚改乱发债、不精准考核等现象出现，所以可以理解为棚改运作规范化的做法。尤其是这几年棚改的力度持续加大，各类棚改乱象出现，从规范地方政府财政行为以及各地棚改攻坚战的任务推进等角度看，此类专项债券政策出台都是符合市场预期的。

日本企业的投资热情被多方捕捉到。高泽茹注意到，更多日本企业开始与其接触，他们更愿意到中国来发展。国务院参事、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杜鹰则对现阶段两国在投资、贸易上的状态评价为“整体上处于战略调整期”，“我持相对乐观的看法”。投资意愿变化的背后，是对市场判断的改变。日本智库野村综合研究所产业二部总监黄思华指出，尽管日本历来是对华外商投资来源地，但在2010年之前，中国主要是其“成本中心”，中国较低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能为其带来更多利润空间，也因此成为加工中心，产品主要去向是回到日本和向海外返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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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关于逃税行为的研究中，魏尚进最有影响力的是发表在《政治经济学杂志》的另外一篇文章：“税率与逃税：来自中国‘消失的进口’的证据”。在该文中，魏尚进对比了中国公司从香港进口的数据与香港出口大陆的数据。如果没有逃税的话，这两个数据应该一致。但研究表明，中国的进口数据显著低于香港的出口数据，导致“消失的进口”问题。这说明，中国进口公司会通过低报进口，或者，故意把高税率的商品品类错报为低税率的商品品类的方法来逃税。这种逃税行为更多地存在于那些税率较高的商品品类中。而且，逃税还跟税率的变动正相关：当税率提高1%时，进口公司会增加3%的逃税行为。魏尚进的这个发现有很重要的政策含义：中国如果继续提高税率的话，由于逃税的增加，政府没办法扩大总税收。这说明中国已经处于“拉弗曲线”的尾端：税率的增加反而会减少总税收。魏尚进开创的这个方法具有很大的国际影响力，被多位学者模仿，用以研究包括亚洲、东欧、南亚、拉美等地的逃税问题。